1966年，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“”席卷神州大地，“革命”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、中央第二把手。为了置于“永世不得翻身”的死地，、康生等得知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，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，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伪证，最终给扣上了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的三顶弥天大“帽”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，弄清了历史真相，推倒了所有伪证，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。但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，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，其详细情节鲜为人知。

  1967年7月，辽沈大地武斗正炽，社会一片混乱与恐怖。某日，一架从北京来的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，机舱里坐着三个面容冷峻的军人。其中一位是驻辽宁某部的军政委，而他的任务却只是奉命陪同两名比他军职低的人安全抵沈。此举足以说明这是两个有特殊使命的人。

  是的，他们是奉之命来沈阳的。此时的北京城里正在“炮打司令部”，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内的“造反派”对、王光美批斗、抄家；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“揪刘火线”。此时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专案组得到辽宁“造反”组织的报告，说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，是否也应查一查。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：“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(三人一组，分一百组共同作业)，查找敌伪档案，把刘的‘自白书’找到后，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。”如获至宝，当天就批示：“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去沈阳，照你的意见办。”同一天，中央五0四专案组(王光美专案组)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。

  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，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7人领导小组和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。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，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。然而，他们却一无所获，没有查到所谓“叛变”的任何证据，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“自白书”纯属子虚乌有。

  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一伙岂肯善罢甘休?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，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。于是，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，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，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、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，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，要求“活着的查到人头，死了的查到坟头”。

  在中央专案组巫中指挥下，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叛变情节，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，进一步沿着“奉天纱厂———警察局———法院———张学良长官公署”这样一条线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，不管是否了解情况，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。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，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。专案调查尚未开始，巫中就划框框、定调子，肯定已经“叛变自首”。他说：“查罪证关系极为重大……这是一项战略任务。有罪证是肯定的，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，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。”对调查方法，办案人员对“知情人”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。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要的东西，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，剥夺人身自由，用专人监管，施加压力。一次次的审讯，一次次的威胁恫吓，直到证人俯首就范，让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让证什么就证什么，不达目的不罢休，比古已有之的“莫须有”手段还要狠毒。

  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，先后有贾文畸、董仁、熊守成、关庆云四名“知情人”自杀。他们有的吃药，有的跳楼，有的用刀片割脖子(均未遂)。一份被捕后如何叛变、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、造成多人被捕的假证词，就这样出笼了。

  其中在一份所谓“证词”上，证明人写的是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，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。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，侦破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。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，就把他监管起来，反复进行威逼、恐吓、引供。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，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，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。于是，专案组看准火候，开始“启发”、“诱导”式地讯问。先让刘多荃回想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，后来又让他考虑1927年7月至1930年11月间发生的大事，最后又缩小到1929年8、9、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。要他一月一月地猜、说。当他按顺序猜到“9”时，专案组马上告诉：“抓的时间差不多。”

  被捕时间解决了，又开始追问被捕地点。刘多荃讲：“听说侦破的案子，一部分是工业区，一部分是日本站，日本站这个重要。”专案组对此不满意，反复追问，进行指供：“纱厂是怎么回事?”刘多荃含糊搪塞地说：“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。”于是被捕地点问题又算解决了。对被捕人的身份，刘根本不清楚。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能够正常的看到，刘多荃说：“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，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。我想不起来，也不能瞎编呀!不过……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，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。”在多次诱供之后，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：“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?”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，刘只好说：“关于最高领导人职务，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。”在专案组的继续“引导”下，被捕人数从十几人慢慢地减少到三人。关于释放后的去向，刘说“往西南”，不行!说“送天津或营口”，也不行!后改为“上北边去了”，“就为了利用他”，这才使专案组满意。刘多荃出狱之后，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，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“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，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之后要我抄写的”，完全是虚构的。

  对所谓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的8份主证中7份出自辽宁。另一份出自北京的孟用潜。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，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。他们将和同时被捕的孟用潜“隔离审查”，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，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。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，讲了被捕叛变的话。以后孟曾给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，讲述真相，但均被等人扣压。

  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，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，对所谓“证人”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的再加工，把“听说”、“可能”、“如果”等词句统统删掉，再经过赤裸裸的篡改、罗织、生编硬造，然后整理成材料，再让“证人”抄写、签字、画押。结果，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基本上没有一句是线日，周恩来看到这些假证后，感觉到很可疑，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，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?还是诱供的？什么大个子、白净脸、高鼻子、南蛮子?”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：“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没告诉他们。”周恩来问：“那刘多荃没听过的名字，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呢?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?”回答说：“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。”周恩来生气地说：“那就不好。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?”在周恩来赶去接见外宾后，这些人立即做手脚，对可疑之处做修改，然后送，由最后作了亲笔修改。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：1930年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，与1929年被捕无关。但仍然生拉硬扯，将罪名强加在头上。

  由此，中国的领导人物和国家元首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、继而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“永远开除出党”，撤销党内外的一切职务。(王春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