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古今论神州山脉，言华山为虎，泰山为龙。地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，张左右为障，总未根究泰山之龙，于何处 发 脉。”康 熙 四 十 八 年（1709年），康熙与重臣李光地就泰山龙脉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评论。李光地以为泰山龙脉“大约从陕西、河南来”，康熙却独出心裁地提出：“凡山东泰岱诸山来脉，俱从长白山来”，由此写下《泰山龙脉自长白山来》（又称《泰山龙脉论》）。

  泰山是明清两代重要的神山，所谓“我国家定鼎燕冀，实惟兹山雄峙于东，侈局势，壮舆图，以奠王畿，国计漕源，亦维兹是赖”。泰山是定都北京的理据，亦是皇朝神话的柱石。在老北京，“泰山崇奉”深化日常，东岳庙之外，还有288座碧霞元君庙（供奉泰山娘娘），桥道要冲多设泰山石敢当。

  康熙的泰山龙脉源于长白山论，将华夏神山与八旗传统崇奉奇妙结合起来，依据虽缺少，却起到了化解矛盾、促进联合的效果，难怪李光地大为叹服：“倘非皇上灼知而创造之，则遗经之指，千载梦梦也。”

  康熙并未解说什么是“龙脉”。古人缺少界说认识，层积之下，“龙脉”成了只可意会、无法细究的词。在北京，至少有五处被称为龙脉：宣南龙脉、中轴线龙脉、紫禁城龙脉（龙穴在交泰殿）、水龙脉、十三陵龙脉……这些“龙脉”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值得捋一捋。

  “龙脉”出自“地脉”。据学者沈婉婷的《昆仑龙脉观念溯源》，《史记》最早说到“地脉”：

  （蒙恬被秦二世赐死前）喟然嗟叹曰：“我何罪于天，无过而死乎？”好久，徐曰：“恬罪固当死矣。起临洮属之辽东，城堑万余里，此其间不能无绝地脉哉？此乃恬之罪也。”乃吞药自杀。

  司马迁评论说，建秦直道令大众苦楚，蒙恬“不以此刻强谏，振大众之急，养老存孤，务修众庶之和，而阿意兴功”，则“此其兄弟遇诛，不亦宜乎”。

  王充在《论衡》中称：“蒙恬之言既非，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。”王充以为，地养万物，“绝地脉”即伤民生，应处死。

  三人都信赖“地脉”客观存在。“地脉”是比附人体而成的观念，视山峦为骨骼，视泥土为肌肉，视地下水为血液……人有筋脉，地亦有“地脉”。故《吴越春秋》称：“行到名山大泽，召其神问之山川脉理。”

  掌控“地脉”，如乘地铁，据《列异传》：“费长房（东汉修仙者）又能缩地脉。坐客在家，至市买鲊（音如昨，腌鱼），一日之间，人见之千里外者数处。”

  学者段志强在《经学、政治与堪舆：我国龙脉理论的构成》一文中钩沉，我国最早地舆学文献《山海经》《禹贡》中，记载（欠精确）了山川散布，尚无等级、尊卑之分。东汉学者马融、王肃将《禹贡》中的大山从北至南分为三条（学者郑玄又分南条成二列），最北为碣石，最南为衡山，即其时人们界定的华夏中心区域。

  僧一行以为，“北戒”始于三危山（今甘肃省敦煌市邻近）、积石山（青甘鸿沟祁连山支脉），沿终南山、太华山、王屋山、太行，直到濊貊、朝鲜，“所以限戎狄也”；“南戒”始于岷山、嶓冢（今甘肃省天水与礼县之间），经商山、熊耳山、桐柏、武当山、荆山至衡山，再至闽中，“所以限蛮夷也”。

  “两戒”之间，又分“两河”，即：黄河、泾水、渭水、济水等组成的北河；长江、汉水、淮水等组成的南河。

  这些概括成的“规则”不发生新知识，乃至为“合理”而歪曲现实，但通俗易懂、便于回忆。“两戒两河说”最大的缝隙是：唐朝首都长安竟在“北戒”外，成了“戎狄”。据段志强钩沉，南宋唐仲友绘《唐一行山河分野图》时，悄然将“北戒”向北移动，以将长安收入华夏。

  为补僧一行的Bug，南宋人在伪托唐人杨筠松的《撼龙经》中，将释教的“四大部洲”说抄袭了过来，将须弥山定为全国中心，生出四条龙脉，唯“南边之龙”入我国，与长江、黄河相连。在相同托名杨筠松的《疑龙经》中，则称全国皆龙脉，有干龙、枝龙之别，“长作军州短作县，枝上节节是村庄……凡有枝龙长百里，百里周围作一县”。

  《撼龙经》《疑龙经》皆出自江西，是堪舆术的根底典籍，到了明初，已是“其学盛行于今，大江以南，无不遵之”，只不过把“全国中心”从须弥山变成昆仑山。

  据段志强钩沉，朱熹喜风水学，他将客观的地舆知识“义理化”。他提出“三条说”，以鸭绿江、黄河、长江三河为底子，主张“尧都华夏，风水极佳”“冀都是正六合中心，好个风水”“河东河北皆绕太行山，尧舜禹所都，皆在太行下”。

  朱熹这么说，有对立偏安江南之意，且解说了金国为何鼓起，即“以华夷共视为中脉，盖鸭绿江外又有大干为护”。朱熹的主张与品德理论相结合，让地舆学染上神秘色彩。

  后人称朱熹的观念“懂事”，是“探山川融结之情，引经援史，远及方郡邑之大势，可与识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”。其优点是：只需懂品德原理，无需实地踏勘，即可当“地舆人”。由此养成读书人只知教条、不管实践的习气，形似博学，实则“为通而通”，只会毫无意义的“通”。

  朱熹的“大风水”说（实为堪舆学速成法）影响巨大，成为认识形态。朱棣迁都北京，即有碰瓷“冀都”之嫌，其实朱熹没说“冀都”是北京。

  在道士张留孙主张下，元世祖忽必烈答应在北京建东岳庙，并封泰山为天齐大生仁圣帝。

  一方面，忽必烈信赖张留孙，乃至录用宰相，也要张先占卜，得吉乃行。张留孙担任为皇家念咒驱邪疗病，且祈求风雨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泰山神即天孙（天帝之孙，一说是盘古大帝第五代孙金虹氏），向来被视为皇权合法性的来历，且朱熹清晰说，冀都是“泰山耸于左，是为龙”，礼待东岳大帝的弦外之音，是将自己比拟为尧舜。

  明代地舆家王士性提出“三大干龙说”，即“自昔堪舆家皆云，全国山川起昆仑，分三龙入我国”，主要内容是：以“全国祖山”昆仑山为始，三支山脉穿越我国，称北干、中干和南干，即龙脉。北京在北干（最长的龙脉）上，起于昆仑山，总算天寿山（今属昌平区）。

  昆仑山上位，一是被认作全国正中；二是长江、黄河等重要水系的发源地，契合龙驭雨水的传说。遂有“山之发根脉从昆仑，昆仑之脉，枝干清楚”之论。

  “三大干龙说”合适前史解说，比方元朝鼓起，是得北干之助；朱元璋起于凤阳，“发自中条，王气攸萃”；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，是回归冀都……可南干到横断山脉转为南北向，与抱负中的格式不同。此外，南干少帝王，只好解说成：“古今王气，中龙最先发，最盛而长，北龙次之，南龙向未发，自宋南渡始发，而久者宜其少间歇，其新发者其当坌涌何疑？”

  有说法称，北京城的龙脉是闻名风水家廖均卿设定的，无据。朱棣建长陵时，因唐代杨筠松是江西人，命令江西各府找擅风水者，得廖均卿，据说是唐风水大师廖三传的后人。

  廖均卿选定后来的十三陵，据他的儿子廖信厚记，挖陵时地下水涌出，主凶，卜地者应受极刑。廖均卿称明成祖亲至，水可立止。朱棣猎奇，亲身参加，水仍涌出，廖均卿遂对山大喝，公然水止，下挖三尺，得石盆一个、石鲤鱼一对，令朱棣惊叹。这些记载荒诞不经。

  廖均卿死于永乐十一年（1413年），没赶上明成祖改造北京城（始于永乐十七年，即1419年）。

  按风水理论，建城的首要准则是定龙脉，但北京城所谓的龙脉，多是含糊的比方，即“龙者，山之行度，崎岖转机，变化无常，有似于龙，故以龙名之”。

  比方宣南龙脉，是金中都被毁后，最富贵的檀州街尚存，衔接元大都构成密布的商业、手工业聚居区，即明代交龙碑上所写“正阳门西，由臧家桥至宣武门，乃龙脉交通马车辐辏之地”，但它是意外的产品。

  有学者以为，紫禁城、天坛、北海和颐和园是北京的龙脉，但这些修建非一起规划，且施工时间长，原规划被屡次篡改，或许未经整体规划。至于中轴线龙脉、水龙脉，表现了传统城市的规划准则，可是不是精心策划的成果，有待更多依据。

  学者刘悦在《浅析龙脉、龙穴在故宫风水中的运用》中以为，紫禁城内有一条龙脉，中心是“龙穴”交泰殿。

  交泰殿在乾清宫、坤宁宫之间。前者是皇帝起居和工作的当地，标志着天；后者在明代是皇后的居所，清代则成萨满祭祀用所，皇帝在此举行大婚，标志着地。“交泰殿处于二者之中，为六合交通之处，契合‘六合交通’的准则”。且乾清宫、交泰殿、坤宁宫，加上乾清门、坤宁门，日精门、月华门、隆福门和景和门，“整个修建群在命名上就恰似一个世界生成的进程”，隐含了六合阴阳的思维。

  刘悦表明，交泰殿还契合“龙穴深藏”的准则，在中轴线上，但“它处于一个关闭的乾清宫修建群”中，在前朝三大殿和后寝三宫中，只要交泰殿和太和殿上方悬挂轩辕镜。

  康熙三赴泰山，行二跪六叩之礼，在《从“泰山龙脉”之争看满汉文明的抵触与交融》一文中，学者周郢钩沉：“康熙帝以如此盛大的礼仪亲祀泰山神，这是史无先例的。”

  乾隆更甚，11次至泰山，是历代君王之最，最终一次，80岁的他三跪九叩，写诗自道“九叩申虔谢，八旬实罕逢”。

  其时的朝鲜使节不以为然，以为是“无益之费”，称“清人之好佛，亦不让于前明，可不惧哉”。清代北京，东岳庙香火鼎盛，朝鲜使节一边慨叹“非一两日间能够毕览”，一边挖苦庙中竟供臆想的东岳大帝爸爸妈妈，即“殿内奉一老公一妇人，乃泰山神爷娘也”。

  清帝注重泰山，碧霞元君虽不见于典籍，属野神，康熙却屡次祭拜，奇怪的是，他称碧霞元君是天妃（即妈祖）。乾隆也6次在泰山祭拜碧霞元君，以致无人再敢称淫祀。

  为证明泰山来自长白山，康熙派传教士“帆海丈量”，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我国史料》中称：“皇帝特遣西洋国人善解天文地舆者来到凤城，历览地舆，图像山形，后转向水上如此。”结论是，辽东半岛及渤海湾诸岛岩石，与山东半岛相同，北京的龙脉在长白山。

  龙脉本是建构而成的说法，康熙偏要拿出“科学精力”来，不免戏精附体。李光地等人信以为真，或许因明代辽东也属山东布政司，长白山与泰山同省。其实，康熙的观念的科学依据缺少，但“盖自圣祖御制《泰山龙脉论》出，而百家息啄矣”。皇权参加科学争辩，必定是既无争辩，也无科学。